今天六点就起床了，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赶七点半的长途汽车去四川乡城，今天也是我们在云南省的最后一天，我们四个孤魂野鬼失去了12人大部队的后援，失去了刘师傅的专车接送，即将踏上未知的漫漫前路。尤其是我，作为这次行程的组织者，在这一天早上感觉特别的茫然：现在能确定的只是下午五点之前我们将到达乡城，能否、怎样在今晚赶到稻城？明天一早能否包到车穿越正在全线施工的稻亚公路到达亚丁保护区？能否在接下去的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内走完海拔四千米以上、渺无人烟的亚丁地区？一切在我这个组织者看来都是颇为棘手而又无从着手只能听天由命的问题。

    走出扎西酒店，中甸城还处于一片淡蓝色的晨雾中，我们打了一辆的士去长途汽车站，中甸的士很多很方便，市内无论去哪儿都是五元。汽车站位于市中心，我们简单地吃了些早点就赶紧爬上刚刚进站的长途汽车了。

    这个地区没有铁路，客运完全是靠长途车，云南、四川两省省内的长途汽车都比较发达，但两省之间的交通就比较困难了，比如同样从中甸出发，去云南丽江、大理的车一天好几班，而去四川的只有乡城这一条线，每天只有一班车。本来为了促进中甸、稻城两地的旅游发展，在两地之间开辟了班车，但由于最近稻城修路不接待游客，这班车也就停了。从中甸至乡城有八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得下午四点多才能到，而乡城去稻城虽然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但必须翻过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因此只有早上有车，我们为了今晚到达稻城，必须到达乡城后立刻包车。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中甸包车去稻城，但那样的话代价就太高了。

    中甸至乡城的票价是54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从新山到吉隆坡或者吉隆坡到槟城的票价，虽然里程差不多，但由于新山到吉隆坡有颇为堂皇的高速公路，而这里只有土石公路，所以耗时差了一倍，而且车型更差了几个档次：马来西亚的车是高档旅游车，空调、行李舱、卫生间、靠背躺椅，比灰狗（Grey Hound）还强一些；而这里的车大概比去新山的171路公共汽车还差得多，又没有行李舱，拥挤肮脏至极。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长途汽车比马来西亚贵得太多，但不要忘记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使在金融风暴打击之后也还是中国的两三倍（~2000US$），马来西亚劳动人民怎么样也比中国老百姓有钱，不懂为什么在中国坐车这么贵。

    就说今天这辆车吧，简直是强盗车。我们早就听说这种车空气污浊，特意昨天赶早买了靠窗靠前的票（靠窗通风，靠前则少吃些尘土），没想到上车之后发现我们的座位早就被几个大汉捷足先登了，我与他们理论，个个都作无赖状：我们几个都是一起的，就坐在这里你待怎样？我不想和他们多理论，便赶紧在后排找到四个靠窗的座位安排大家坐下。这里没有行李架或者行李舱，所有人的背包行李都得放在中间过道上，而往来人等无不从这些行李上“攀登而过”，一天下来，我们的背包顿时脏得好象黄脸婆，前面十天行程劳顿都比不上这一天对背包的“折磨”。

    车上除了持票乘客之外，有混票的，有上错车的，居然还有两个乞丐也背着麻袋挤上车来找位子坐下准备离开云南根据地前往四川，后来被司机发现，硬是把这两位胡子啦揸的老先生给撵下去了，上错车的一个女孩也被连人带行李在半途赶了下去，不知后事怎样。车里总算人人都有座位，皆大欢喜，开始大抽香烟，我们将近九个小时的烟雾世界中的生活也就正式鸣锣开场了。

    我生长在上海，成年于北京，后来四方游荡，毕竟一直都在大城市里混，很少跑到中西部地区，也从未见吸烟如此盛行者。上海人在公共场所颇为自律，毋需多言；出国后大学校园里严禁吸烟，至今我只见过一个人——显然是中国人——违反禁令在校园里叼着支烟作酷状（我看是作找死状，念及同胞之谊才没有打电话通知校警）。我一直以为大多数人都知晓吸烟危害健康的道理，没想到在这辆长途车上真是大开眼界：除了我们之外，凡男子无不吸烟（第二性征？），尤以一藏族男子为甚，一根连着一根，几无断绝，后来我以打盹来逃避这个污浊的车厢世界，每逢醒来，必见他在吞云吐雾，不禁使我为广大藏族同胞担忧：精神上固有藏传佛教控制，再添上香烟尼古丁的毒害，怎样担负起改天换地创造新世界建立新家园全面改善藏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重任呢，总不能什么都靠孔繁森吧？

    由中甸至稻城这段路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全程都是美景”，一路基本都是峡谷地形，群山环抱，这山又比滇藏路上的山不同，不仅小了许多，而且披满绿色，悦人眼目，比起滇藏路群山的苍凉雄浑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了。中午在碧让峡谷口停车午餐，该峡谷也就是所谓的“香格里拉峡谷”，据携程旅行网说极为漫长，绵延120公里，直通贡嘎雪山，我们没有实地穿越，不知究竟如何，只是觉得从地图上看从碧让到贡嘎远不止区区120公里。即使从乡城出发，沿川藏公路行进尚需一整天才能到达贡嘎雪山下的康定，其间直线距离估计不下300公里，这120公里之说或有偏差。

    午餐的地点是典型的“车站饭店”，也就是专门接待往来长途汽车旅客的小饭店，由几位藏族同胞操持。我进厨房看了一下，觉得卫生条件实在算得上可怕，便建议诸位吃蛋炒饭，这玩艺既干净又有营养，也没法漫天要价，于是我们要了四碗蛋炒饭，五块钱一碗，虽然贵了些，但量很足，出门在外混个饱就很满足了。据说这也是美国人的风格，当年刘师傅曾对我们赞不绝口，说中外游客最能吃苦的得算美国鬼子；一提到瑞士就作不屑状，说他们到了云南山区还好像在他们那个袖珍小国似的，吃饭非得面包牛奶煎鸡蛋，上厕所更麻烦，每次都得找家星级宾馆开一小时钟点房才能让这群老爷太太解决问题，实在是“非礼勿进，非礼勿出”，要是打一仗的话他们非完蛋不可（不过刘师傅大概不知道：瑞士人似乎有当雇佣军的传统）。

    大概是我们四个人背着与众不同的大背包，一边吃着最简单的蛋炒饭，一边高谈阔论，间杂使用英语、普通话，变态的辰颖还时不时冒出几句马来语和藏语（他用英语拼写去发藏语的音，“仙乃日”、“央迈勇”几个字倒也发的有板有眼），弄得几位刚才抢我们座位现在坐在我们对面吃着大鱼大肉的当地乡人看着我们发呆，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找个机会插话进来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都是些不记仇的忠厚人，就和他们攀谈几句，倒也还“相洽甚欢”。